也许正是由于独特的论证视角，凯特·米利特才得以凭借《性政治》这份博士论文，在早已门派林立的女权论坛中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不过，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将性与政治相提并论，并非只是米利特的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法，而是她在深思熟虑后，针对人类两性关系得出的合理结果。
米利特在论述中首先声明，“政治”是一个超越了“会议、主席、政党”之类事物的广义概念，它意味着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由于并非以和谐、合理的原则为基础，现行的人类政治处于一种非理想状况，从广义角度而言的性政治同样不尽人意。随后，米利特用语言对禁锢人类思想的“惯例”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轰炸。她纵览人类文化长河，历数有史以来男女两性之间发生的集团冲突，将男权制运用“习惯”这一强大的、隐蔽的势力施加于女性的种种约束一一揭露。深入她的论述的体系，我们将诧异地发现，新的视角已经悄然生效：我们摆脱了思想的镣铐，看到了男权制社会中，作为一个劣势阶级的女性的真实景况。她们在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可以用来衡量人类处境的重要方面，无不为各种约定俗成的势力重重压制，并被诸如“美德、品行”之类观念所鼓励，身不由己地顺从、甚至助长着这种压制。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这种男权制机制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便觉醒的女性发动了性革命，随之而来的反革命又迅速重构了男权制的统治体系，吞噬了革命的成果。
从女权主义角度，对人类历史、文化进行如斯轰炸之后，米利特在全书的总结阶段不无得意地推出了她所谓的“一个怪物、杂种”的下半部分：与文化批评分量相等的文学批评。她从当代作家中挑选了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进行分析，旨在“严肃地对待作者的思想”，指出他们在其所处的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受到的影响。
米利特认为，贯穿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思想，很大一部分是“强权与支配意识”。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的作品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男权主义者们对自身危机的认识、对腐朽的男权制度的顽强维护，以及将女性作为敌对的阶级进行对抗的垂死挣扎。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国作家让·热内的作品。他在自传性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同性恋现象，通过叙述同性恋者对异性恋社会的拙劣模仿，他揭露了两性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劣势地位，以及男性对自身优势的盲目自信。
米利特用此书为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固然它的杀伤力不可低估，但是《性政治》一书对人类文化进行的应该是一次良性轰炸，因为除了为女性呼吁自由与平等之外，它也将为男性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正如《二十世纪主要作家》评论所言，“如果男人们能不抱偏见地阅读这本书……他们就会明白，他们从书中获得的解放并不少于妇女们。”
（《性政治》，（美）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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